《辛德勒的名单》的启示

纳粹军官可以在一边杀犹太人时一边弹起巴赫的钢琴曲，这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战争酵母的作用下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与文明，沦落到了连禽兽都不如的地步。在高雅婚礼上，他们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在集中营里，他们随便踢打、任意射杀。作为一个人，他们文明与野兽的两面都被推向了极致，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一是道德引导的重要性。人性本善或本恶，这是一个千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黑格尔说过：“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性本善时是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忘记了，当他们说人性本恶时，是说出了一种伟大得多的思想”。东方文明更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文明更相信人性本恶。他们认为人类自从亚当夏娃结合的那一刻起便有了原罪，因此需要不断的反省不断的忏悔，灵魂才能得以救赎和升华。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勃朗特的下跪和欧洲对新纳粹势力的时刻警惕和防范；也正因如此，德国人民才找回了自身的灵魂和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尊重。假设人性本善，那或许一切的教化都是多余的了；假设人性本恶，才突显出道德引导的重要性。在法治盛行于世之前，东方是依靠儒家文明在维系人心；西方文明是依靠基督教文明在维系人心。在法治盛行于世之后，道德的生存空间被制度严重挤压，已所剩无几。于是出现了纳粹军人只服从希特勒；只服从帝国法律；只服从制度安排。而不去考虑希特勒的狼子野心；不去考虑帝国法律的灭绝人性；不去考虑制度安排的文明沦丧。他们已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与文明；已丧失了起码的道德与良心；成为了希特勒手中的工具、门下的走狗。“爱国主义啊爱国主义，多少人借汝之名行杀人放火之实啊！”

所以，二战之后出现了新自然法学派的复兴，这并非一个偶然，而是人类对于二战深刻反省后作出的选择。科技也好，制度也好，它们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道德的引导，它们完全可能助纣为虐、强化恶果。这需要我们时刻的警惕！

二是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恶法制造恶制度，恶制度制造恶果。所以邓小平才指出：“好的制度会使坏人变好，而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在战争酵母的作用下，在排犹法的支持下，纳粹军人们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被诱发了出来并放大到极端，600万的生灵就这样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高耸入天的烟囱中灰飞烟灭了。好的制度需要好的理念作引导；需要对人性有清醒的认识。在西方，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人们设计出了三权分立制衡的机制；出于对权力机关的不信任，人们制定了保护他们基本权利的宪法；出于对权力行使者的不信任，人们利用舆论工具来对他们进行严密的监督······而我们过于相信人性本善，过于迷信思想教育的作用，所以在经济上市场信用体系几近崩溃；在政治上贪官污吏越反越多；在舆论上歌功颂德盛行······道德成了幌子，掩盖了一个个巨大的谎言！

因此，没有制度建设，道德理念是难以落到实处的。如今，法治宪政已成为一种追求；民主追求已成为一种潮流，各国都希望在一个更高的平台来推进制度建设，这才是真正的长远之计！

《辛德勒的名单》再一次把道德引导和制度建设的问题凸显了出来，它在提醒我们对人对制度都要有清醒的认识！

谢锐勤

05、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