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汉武大帝》后杂感
一
汉武帝，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民族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汉武帝是一个亦正亦邪之人，他时而温文尔雅，时而匪气十足；时而特别讲理，时而特别蛮横；时而细腻缱绻，时而气吞万里；具有雄才大略而又暴虐狡诈，被尊称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
他是一位有进取心、大有作为的君主。政治上，他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他进行盐铁官营；思想上，他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军事上，他加强骑兵建设，选拔优秀将领。他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强盛国力。
他是一位冷酷异常、权力滥用的君主。司马迁挺身为李陵辩护，竟招致宫刑之祸；纵容江充查处巫蛊之案，竟导致数万臣民无辜冤死；借窦婴之头平衡权力，竟使他惨遭灭族。他屈死的冤魂不计其数。
他是一位目光长远、勇于认错的君主。他勇于承认自身错误，下《轮台诏》检讨自己的过失；他敢于反省治国方略，在晚年完成了基本政策的转变；他犯了和秦始皇同样的错误，但秦王朝灭亡了，汉王朝又振兴了。他的勇气和魄力备受赞誉。
他是一位好大喜功、穷兵黩
他是一位有过顶峰快感体验的君主。借推恩令把国内诸侯的力量压缩到最小，从此不再成为威胁；借黄河水祸把王家田家窦家刘家的影响一锅端掉，从此身边再没人制肘；借20年对匈奴的围追堵截彻底分化瓦解了他们的势力，从此外患不再是问题。他的成就感无与伦比。
他是一位有过极端痛苦体验的君主。为了使窦太后满意，他不得不让自己的老师王臧饮鸠惨死狱中；为了使诸侯王没有借口，他不得不下令对得力干将主父偃灭门九族；为了使太子继位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他吸取教训的让钩弋夫人下狱处死，身边最亲的人几乎都厄运难逃。他的炼狱般感受恐怕也是旷世少有。
他还是一位多情种子、风流倜傥的君主。小时候便留下了“金屋藏娇”的故事；与歌伎卫子夫的艳遇结合更是惊世骇俗；对
这就是汉武帝，一个错综复杂、神秘
二
霍去病和霍光这两兄弟在血缘上是最近，但在性格上却是相距最远。同为朝廷的重臣，同为汉武帝所器重，但两人却是如此的不同。
霍去病执着而聪慧，忠诚而多谋，英勇而善战。他不读兵书却屡战屡胜；他桀骜不逊却威武有加；他不受束缚却神出鬼没。在朝廷里，也只有他敢以自信自负的作风在汉武帝面前放言战略；也只有他敢以傲视群雄的态度在群臣面前大谈革新；也只有他敢以所向披靡的口气在汉军面前纵横破奴。他骨子里有汉武帝的性格，与卫青的谨慎李广的忠诚周亚夫的傲慢截然不同，让人耳目一新，方觉后生可畏，这也是汉武帝深爱并重用他的原因。
霍去病这位20出头的天才将帅在4年中出陇西、过焉支、越祁连、绝大漠，“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兵锋抵达今天中亚的贝加尔湖。24岁便已达到人生事业的顶峰――位居大司马，与出生入死拼杀了20多年的卫青同职。汉武帝重用他是为了利用他来平衡制约卫青的军力及影响，只可惜这位天才统帅24岁就染病身亡了，真是天妒奇才啊！但如果霍去病不是这么年轻就死去的话，恐怕他最终也难得好下场。他位高权重但缺乏卫青的谨慎，他敢说敢做但缺乏窦婴的圆滑老练，他功高盖世但缺乏卫绾的谦恭退让，这就犯了为官的大忌。一旦卫青死去，霍去病一支独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汉武帝的眼里还能长期容得下他吗？要么像卫青低调谨慎，要么像卫绾告老还乡，否则，可能落得周亚夫一样的结局。
而弟弟霍光却是一位中规中矩、谨小慎微的官员。无论是觐见汉武帝，还是面对同僚，或是会见下属，他总是那样的一种语气态度作风。他甚至连要走多少步路，什么时候转身，如何开口都一一算计好了，真可谓圣人孔子的得意弟子，中庸之道的模范代表啊！他没有过人才能，但却步步高升成为了汉武帝的最近臣；他没有个人野心，但却尊贵无比成为了汉武帝的托孤周公。其实，霍光的短处也就是他的长处，汉武帝所看重的也就是这一点。正因为他没有过人才能，所以能辅佐江山四平八稳的传到下一代而不致出现革新波动；正因为他没有个人野心，所以能确保江山原汁原味的传到下一代而不致出现改名换姓，汉武帝临终并不糊涂啊！
刀子磨得锋利，用起来顺手，但易折断，难保长久。霍去病就是这样的刀子。中国的政治环境并不适合天才的生存成长，古往今来的奇才有几人能得善终的？！刀子钝厚但长期打磨，虽不锋利但亦堪用，长保不衰。霍光就是这样的刀子。中国的政治环境历来能让中庸得道者如鱼得水，这在历史上是多如牛毛的啦！霍光者的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过来了，但缺少了霍去病，总觉得天上的星星不够灿烂；总觉得历史少了几分传奇；总觉得人间还应该更丰富多彩些······
今天的我们，在接受了霍光的同时，也应该更多的容纳霍去病的存在······
三
治国的关键在于用人，能人在其位谋其政则能政令通行，政令通行则使军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则会四海升平、国富民强。汉武帝作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用人上确实眼光犀利独到、不拘一格！
汉武帝注重对人才的选用和提拔。他深知身边没有自己的人，做起事来存在种种制肘，许昌和庄青翟长年占据要位就是对他最好的教训。因此，他坚持能者上，不能者下，不问出身，不问年龄，无论贫富。在文官方面招揽了董仲舒、主父偃等一大批儒生；在武将方面提拔了卫青、霍去病等一大批青年。他利用主父偃、张汤的苛酷执法推行推恩令，彻底的削弱了诸侯的力量；他利用桑弘羊的聪明才智推行新经济政策，迅速的富国强兵；他利用董仲舒、王臧的儒家思想推行更化改制，做国民精神上的皇帝；他利用张骞的毅力气节沟通西域各国，互通有无远播文化；他利用卫青、霍去病的将帅才能打击匈奴，从此外患威胁不复存在。这样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上都能处理得当，发展顺利。他坚持赏罚分明。卫青霍去病的封侯并非浪得虚名而是深入军心；而所谓“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确实因为李广战绩不佳，非败即俘，所以始终封不了侯。
不仅如此，汉武帝还进行内部人才梯队建设，注重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在汉武帝对匈奴作战时，令匈奴人最为惊诧的就是汉军的人才辈出。当他们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李广身上时，卫青却去直捣他们的龙城圣地；当他们时刻提防卫青动向时，霍去病却去直捣他们的王庭后方；当他们在正面与李广利厮杀时，李陵却在迂回中打击使他们措手不及。此外还有很多小将也是骁勇善战，这充分反映了汉军良好的人才梯队建设。汉武帝具有明确的人才规划，他在重用卫青时就着手锻炼霍去病，在重用李广利时就着手锻炼李陵，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不断更新和提高人才的战略思维和整体素质。这使得固守老思维老方法的匈奴军作战很不适应，总是慢汉军几个节拍，而当他们省悟过来时，早已被打得落花流水。同时，汉武帝还注重引进外部人才，正是原匈奴小王赵信给汉朝骑军带来了先进的战术；正是俘虏的大单于弟弟今日磾 ，将宫廷的御马养得膘肥马壮。
所以，在汉武帝统治的54年里，前方是连战连捷，国内也大致稳定，并且为后世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局面，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用人得当啊！
对比我们今天在各个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血统门户排资论辈固然有好处，但弊端也是显露无遗的。在官场，那些有才华但出身一般的人还继续被排斥吗？那些有能力但没有关系的人还继续不受重视吗？那些有眼光但年纪轻轻的人还继续得不到提拔吗？官场如此，商场文化场亦如此。如果我们的人才得不到有效发展；如果我们有太多的人在尸位素餐；如果我们的政策没能更好的鼓励人才、培养人才，那么我们的事业便会不可避免的受到挫折损伤，而这正是我们所应当避免的！
所以，汉武帝的人才观理应对我们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四
改革难，但再难也要改革，因为不改革便意味着走向灭亡。16岁的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已认识到这一点，而力行更化改制，但改革不足一年便夭折了。要削藩，诸侯王不干，要起来造反；要抑制豪强，达官显贵不干，因为他们就是豪强；要改币制税制，商人不干，他们要找官场里的靠山为其鸣冤叫屈，因为官商勾结自古使然。此外，人们习惯了祖制祖法、现成秩序、传统思维，一旦有人出了个新招，弄出个新玩意，必然打破自己的旧有生活秩序，传统的思维方式，也必然站出来阻挠一方，以显示自己是忠于先祖的老臣、不忘道统的循吏。殊不知革新也能成为新祖制，创新也能成为新传统。所以，从古至今，改革家必是大智大勇者，没有博大的胸襟、顽强的毅力、敢于碰硬的劲头、不怕死的精神，是没有胆量竖起改革的大旗并把其进行到底的。
所以，还没有得势掌权的汉武帝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下，在窦太后的废立皇位的巨大压力下，在自己的权势尚无法驾驭全局的情况下，便将轰轰烈烈的改革火苗给熄灭了。当窦太后死去，汉武帝扫除身边的障碍后，才将改革之火重新燃旺起来。
所以，改革还存在一个时机机遇的问题。太快了不行，既得利益集团的剧烈反弹会使局面失去控制，陷入混乱之中。晁错出了个削藩策，可惜景帝掌权尚不足，因此引起了七国之乱；光绪搞了个“戊戌变法”，但他只是慈禧的一个傀儡，是生是死根本由不了他作主；戈尔巴乔夫来了个新思维改革，最终连自己的总统之位也葬送了。太慢了也不行，弱势群体的剧烈反弹同样会使局面失去控制，陷入混乱之中。如果“同治中兴”早来几年，便可能不会出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这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中体西用”早点执行，便可能不会有两次鸦片战争所带来的屈辱局面；如果清末新政锐意革新，便可能不会有辛亥革命并随之而来的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丧失了机遇便丧失了民心，丧失了民心必将丧失天下，这是古往今来的规律。
中国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次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行动。民心思变机遇难求，再加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眼光魄力勇气，因此是一次顺水推舟的行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也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新的弱势群体，因此，改革开放也就存在一个继续深化、不断开拓的过程，改革没有终点。汉武帝的一生都是在颠覆传统、改革创新中度过的。而今我们的改革开放也同样涉入了深水区，在遇到了更大阻力的同时，需要我们投入更大的决心。历史是值得借鉴，值得学习的。
五
在人治的体制下，人的生命状态呈现出一种不自由的扭曲病态。上至天子，中至官吏，下至平民，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天子怕那一天帝位就被人家给夺走了，官吏怕那一天官位就被皇上给削掉了，平民怕那一天小命就被官府给借去了。这所有的恐惧都来源于不确定，缺乏制度的保障，缺乏法律的保护。
在这种体制下，好人是没有好报的。晁错出了个削藩策，本意是为人家刘氏天下的统一和长治久安，景帝为了保住自己，想和造反的诸侯做一笔交易，就把忠心耿耿的晁大夫腰斩于市；王臧就是教教儒学，想改变一下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因循守旧的现状，变无为而治为积极进取，本是一片好心，最后不得不饮鸠惨死狱中；窦婴本是汉家的功臣，身为大将军为平定七国之乱立下汗马功劳，又当任过宰相，为文景两朝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最后也没逃过灭族的下场。
在这种体制下，小人也是得到应有下场的。宰相田蚡机关算尽，到处插手人事收受贿赂，仗着有当皇太后的姐姐一手遮天残害忠良，侵占耕田并曾意图谋反，最后是被忍无可忍的汉武帝的一席话给吓疯了；酷吏江充残酷执法，借巫蛊之案无限扩大范围草菅人命，勾结钩弋夫人苏文诬陷太子，本以为天机无缝但终被发现，也落得个灭族的下场；刘屈髦刘安狼狈为奸，为立新太子而密谋造反，为着私利而对京城械斗不闻不问导致血流成河，最终也难逃给九族带来厄运的结局啊！
真是做好人也不是，做坏人更不是，战战兢兢的过日子，如履薄冰的生活着，人生有何乐趣幸福可言啊？！在这些案子中存在着很多的无辜很多的冤情，可是即使在后来清醒的情况下也是不想查或查不了的。这些案子本就是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来定的，有何制度可言，有何法律可言？在皇帝眼里，法律在不需要的时候就是几张废纸，在需要的时候就成了神圣的规定，因为皇帝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皇帝说法律算就算，说法律不算就不算，制度不神圣，法律不神圣，皇帝才是天子，才是神圣的。
而在奉行民主法治的国家里，无论多大的冤情都可以在法庭里陈述，无论多大的来头都可以在监狱中服刑，无论涉及到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法治的标志之一。1995年，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儿子犯下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舞弊案，被传讯到法院审问。在经历了军人统治后的韩国，这一案件普遍被世人看作是考验近二十年来韩国是否民主的标志性案件。最终，总统没有干预司法独立，儿子也去了该去的地方，法律从此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从此告别了军统的梦魇，真正的制度保障得到了确立。
所以，为了告别人的生命的这种扭曲状态，我们应该相信制度，确立至高无上的法律。法律固然是对人的一种规范和束缚，但更是一种保护和呵爱。连汉武帝不也希望有制度可以坚强的抵御来自窦太后皇太后的政治干预嘛。如此，领袖退位了就不怕暗杀，仍可以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活动；官吏工作着不用时刻担心有飞来横祸，因为他的政绩得失官位升降自有制度在运作；平民生活着也无须心惊胆战，他的种种权利正受到法律的精心保护。这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这才可能造就幸福的生活。
与其相信人不如相信制度，与其相信皇帝不如相信法律。在人治国里，国王就是法律；在法治国里，法律就是国王。对于正在逐步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国来说，这种启示是有积极作用的。
六
在汉初七十年的时间里，匈奴屡屡战胜汉朝，这是“守弱”之道运用于国家政治的典型范例。沙漠里的眼镜蛇在面对强敌时，总是先将自己的身体盘成一大圈只露出头部，然后找准时机不时的攻击对手的非要害部位，这使得对手既恐惧又惊慌，不知深浅，不敢轻举妄动。眼镜蛇深知一旦攻击强敌的要害部位，强敌是要倾全力与之拼命的，这样既完全的暴露了自身的实力，也彻底的惹怒了对方，可能落得个难保全尸的下场。因此，眼镜蛇的表面守弱实际上却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而他的表面强大却可能脆弱得不堪一击。所以，匈奴进雁门烧杀抢掠，景帝忍下了；匈奴进代郡鱼肉百姓，汉武帝忍下了；匈奴进渔阳上谷残害人民，还是忍下了。匈奴在这七十年间，就是靠着这种有节制有约束有限度的侵略，既满足了自身的需要，又不与汉朝彻底的撕破脸皮。但当右贤王深入渔阳上谷方向200里，烧杀抢掠毫无节制时，引来的是汉武帝的全面反攻，从此匈奴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
而汉朝对匈奴的胜利，是“黄老之术”“儒术”“法术”交替使用于国家政治的典型范例。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是老子权谋中柔弱胜刚强的经典之作。在文、景帝时期，先以“黄老之术”养精蓄锐于内，以“和亲”之策稳住外部强敌，以敌示弱，为汉庭争取时间。待综合国力上升，整军经武，以儒家的“礼制”和法家的“赏罚”成功的将综合国力转换成国防武力，再与外敌展开角逐。这时综合国力已是匈奴的数十倍，汉武帝不再示弱，而是坚决的彻底的示强，让匈奴感到恐慌、感到脆弱、感到绝望。匈奴先是被夺走了和朔草原，切断了进军的前哨；接着又被直捣了王庭，连生存基地后方支援也丢失了；被赶到荒天野地的漠北之后，汉武帝仍不放过，连他们的大单于都战死沙场了。匈奴终于害怕打仗、畏惧汉军、称臣进贡了。所以，没有不变的政策，一切视自身综合情况而定，一切视外部时机变化而定。如果只是听窦太后皇太后那一套永远不变的“黄老之术”，如果只是听腐儒主和派那一套祖制祖法的“无为而治”，恐怕也没有大汉的盛况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中国一再谨慎处理、低调行事。邓小平告诉我们要“善于守拙”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进行经济建设；温家宝告诉我们要“永不称霸”要“和平崛起”，一心一意提升综合国力。这些外交政策的精髓在传统上可归属“黄老之术”，即老子所谓“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国可以继续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坚决示强，但我们应该坚持坚定自己的方针策略。《汉武大帝》所昭示的不正是我们的盛世情怀和大国梦想吗？在汉武帝外交政策的启发下，我分明看到了可能；从我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中，我分明看到了希望。
七
刘彻16岁便当上了皇帝，但这个皇帝有名无实，他苦闷不已，天天跑到上林苑狩猎、练兵。在他真正掌权之前，他时刻面临强大的对手，做事处处受到制肘。以
晚年的汉武帝一手遮天、权力无限、为所欲为。他找不到新的目标，仍延续对匈奴的作战方略；他注意力不在国内，看不到百姓痛苦民生凋敝；他朝廷上无人直言死谏，基本政策得不到扭转。因此，在他的指示纵容下闹出了“巫蛊之案”的惨剧来，制造了“太子兵变”的悲剧来。这才使他反思省悟，下罪己诏检讨自己的过失，转变基本国策，制定和平方针，汉王朝又得到了振兴。司马光曾经说，汉武帝犯了和秦始皇同样的错误，而秦王朝灭亡了，汉王朝又振兴了，区别就在于晚年汉武帝清醒的完成了基本政策的转变。要一个神人般的天子皇帝来承认错误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和魄力的事情，可贵的是，汉武帝做到了。
汉武帝晚年的错误与他当时没有对手制约，没有力量抗衡有一定的关系。有了的话至少可以使他像早年那样做事更为谨慎些，考虑更为周全些。但说到底，有了的话这种制约抗衡也是临时短暂的，作用也是有限不大的。因为那是一种人为的制衡，不稳定的政治力量的较量，导致的结果也可能是无谓的牺牲、冤魂的屈死。诸侯之乱，让晁错做了替罪羔羊；儒道之争，让王臧在狱中饮鸠惨死；黄河水祸，让窦婴命丧黄泉拖累族人。所以，若想要形成有效的制衡，就必须制度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制度性的制衡，成为稳定的政治力量的较量。“水门事件”的时候，独立检察官对尼克松穷追猛打；国会也对涉案人员的查处毫不留情；媒体舆论监督更是铺天盖地、无所不入。在这套规范稳定正常的机制运转下，没有冤枉一个好人，也没有放过一个坏人，尼克松不用下罪己诏，主动辞职告老还乡了。人治与法治下的制衡区别一目了然。
在三权分立制衡的机制下，总统无需时刻担心被赶下台被杀头被灭族；总统也无需事事亲为深怕权力失落；总统也无需整天机关算尽活得很累，一切都有程序规定，一切都按章办事。心力交瘁的汉武帝如果生活在今天，不知是否愿意把帝位换成总统之位？！但不管如何，这套制度设计机构运作对我们的政治民主是有较大的借鉴意义的。
八
整部《汉武大帝》在赤裸裸的向我们展示中国发达的文化之一――权谋之术、宫闱之术。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斗争；皇帝与大臣之间在斗争；大臣与大臣之间在斗争；父母与子女之间在斗争；甚至兄弟姐妹之间在斗争······总之是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啊！《康熙帝国》是如此，《雍正王朝》亦是如此，我国的这种文化可谓源远流长、长盛不衰。今天，他已渗入国人的骨髓之中，成就了书桌上那一本本的《厚黑学》《曾国藩为官之道》《李鸿章谋略》。
宫闱之术从来都是与权势欲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强烈的权势欲望，甘心于一张书桌、几亩耕田，是不用和宫闱之术发生交集的。你看，连那垂垂老已的瞎老太婆窦太后影响了文帝指示了景帝还不甘心，要对武帝指手画脚；那庸碌狡猾的势利小人田蚡大肆收受贿赂侵占农田还不满足，要对朝廷横插一杠；那卑鄙无耻残酷无比的江充草菅人命滥杀无辜还不收手，要对太子废立妄加干预。这些人的权势欲望是没有尽头的，为了达到目的，种种的权谋之术也就倾巢而出了。窦太后害得王臧等一大批儒生丧命流放；田蚡害得窦婴一族不复存在；江充害得百姓官吏家破人亡。没有道义可言，没有道理可讲，有的只是阴谋阳谋得逞后胜家的奸笑和败家的血泪。多少精力就浪费在这无谓的内耗之中啊！
这是一种糟粕的文化。没有规则可遵循，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机关算尽的伪笑；没有制度可保障，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两面三刀的伪善；没有法律来确认，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心口不一的伪面孔。人人都戴上面具生活；人人都提防警戒他人；人人都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于是，好人没有好报，他们都被小人陷害了；坏人也有下场，阴谋阳谋被戳穿了也难逃一劫。这是什么世道啊？叫人如何快乐幸福的生活呢？
本来有点权势欲望也不是什么坏事，它可以促使你上进，五品四品三品，一级一级向上爬，但权势欲望太强了，势必会不择手段往上爬，就容易成了奸佞之徒，于是也就有了奸臣、贪官。如今中国过于发达的权谋之术已经危及到了国家的建设。就像余秋雨所讲的，处处讲人情，处处讲关系，处处讲背景，这已经是对人的健康心灵起到了严重的腐蚀作用，继而会腐蚀到所从事的事业。它容易使人本末倒置，堕落成一个整天经营算计的小人，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并非其它文明就没有斗争，不需要谋略，卡耐基的关系学风行欧美数十年，长盛不衰。但人家倡导的是健康的文化，在制度的框架内，在法律的允许下，因此它营造的是一种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成功文化学。这才是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这才是值得我们反思改过的。
什么时候中国的权谋之术不再盛行，什么时候中国的民主法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九
汉初前70年在与匈奴的交战中，总是以吃亏屈辱收场。无论是文帝景帝，还是早年的汉武帝都深知：攘外必先安内。当时，匈奴虽时常侵犯边关，但终究不是整体性进犯，在当时仍存在种种内忧的情况下，尚属可容忍的范围。但是，这种容忍是有底线的，这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大单于，他们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一旦匈奴进犯毫无节制肆无忌惮，外忧超过内患成为了主要矛盾，汉朝便会对匈奴全面反攻。所以，当傻傻的右贤王逞匹夫之勇深入渔阳上谷方向数百里，烧杀抢掠无度时，汉武帝便忍无可忍，对匈奴反击，从此宣告汉匈“攻守异形”了。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就很像汉初的匈奴。先是侵吞的沃野千里、广袤无垠的东三省，然后又在中原扶持了“晋察冀自治委员会”。这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已经是作出了极大的让步，但对于一心想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来说，它的贪欲是无穷无止的，最后是在宛平城爆发了全面的中日战争，国共两党的问题已让位于中日民族矛盾的问题，国共两党只能合作起来把日本赶出中国。主要矛盾变了，国家重心也是要跟着变。
日本在30年代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看中的正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蒋介石为了统一中国，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为了一一消灭敌对力量，便把主要精力放在围剿共产党上。在他看来，当时内患是主要矛盾，外忧只是次要矛盾。但他对日本的过分退让助长了日本的狼子野心。按《西行漫记》所透露的，日本起初也是适可而止，不愿与国民党撕破脸皮，全面对战的。但狼的本性就是贪得无厌，在尝到了甜头之后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侵占领土、攫取利益，这才终于爆发中日的全面对抗，上升为主要矛盾的。
所以，时代变了，面临的情况变了，政策也应跟着变。没有永远的政策，只有永远的利益。但政策无论如何变，始终都是要以主要矛盾为核心的。但主要矛盾本身也可能是不定的，主要矛盾随着情况的变化可能成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随着情况的变化可能成为主要矛盾，这就需要认真思考和历史眼光。坚持以解决主要矛盾为核心，既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也能得到民心民意的支持。如果汉武帝不对那种屈辱的局面作出改变，那也难有大汉的盛况了；如果蒋介石不与共产党合作抗日，那他也可能被历史被人民所唾弃。偏离了以主要矛盾为核心，既违背了历史发展规律，也践踏辜负了民心民意。岳飞在前线与金兵厮杀，小朝廷却在“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怎能不灭亡？1956年制定的方针政策，如果严格执行不搞“大跃进”“赶美超英”“多快好省”，哪会饿死人走弯路？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个道理。那些搞好大喜功、形象工程、数字出官的人要警惕些，人民会唾弃他们，历史会记下骂名的。
谢锐勤
0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