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那山那书院
岳麓山因有了岳麓书院的存在而显得书香横溢，品位甚高；岳麓书院因有了岳麓山的存在而显得生机勃勃，风景迷人；这座名山和这座千年书院是如此的交相辉映、互射光芒。
有人说：“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千年学府传于古；人因道立，道以人传，一代风流直到今。”岳麓山因它的名气太盛，而有幸埋下了众多忠骨：从陈天华到蔡锷，从黄兴到肖劲光；岳麓书院因它的名气太盛，而有幸引来了杰出人物：从张拭到朱熹，从王阳明到王夫之；历史在这里璀璨夺目，人物在这里绽放光芒，故事在这里影响海内。直至今天，这座南岳名山，这座千年学府，仍然在展示知识的魅力，仍然在引领思想的潮流。
第一次到岳麓山是在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我和同学从小路上山，空气清新满目青翠令人心旷神怡；耳边偶尔传来晨练老人的歌声；还有清脆的鸟鸣声时不时的响起；而叮咚作响的山泉水也在有趣的配合着美景。岳麓山只有区区300米，所以不一会我们就来到了山顶的极目山庄，这正印证了刘禹锡的那句名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雾气逐渐散开，分布在山间的寺庙道观、亭楼墓穴、古老书院，已经苏醒过来，在若隐若现的露出它的真面目。
岳麓山的名气太盛，又极富包容精神，所以一切宗教都要在这里占上一席之地。山腰便有“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的岳麓寺；山顶则有被列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的云麓宫；山脚还有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弘扬儒家理学的岳麓书院。岳麓寺和云麓宫无论是从寺宫的建筑美感，还是从僧侣道士的接人待物，似乎都不大理想。名山赋予了它们气质，但他们似乎只是在消遣名山。反而是山脚的岳麓书院，没有那么多的空谈；没有那么多的玄幻；没有那么多的傲慢；千年以来生生不息，本份的守着自己的基业。
虽然寺庙道观勾不起兴趣，但山上有两个人物是一定要去看的，一个是蔡锷，一个是黄兴。
蔡锷的故事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他少年的时候被邻里称为“神通”；在日本读书的时候被同学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在广西教书的时候被官兵称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死的时候被孙中山称为“班都护、马伏波”。短短的在人间游荡了34年，却是波澜壮阔的一生，而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护国战争”。
从1915年5月开始，袁世凯就积极的为恢复帝制做舆论宣传，蔡锷至此已完全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此后，蔡锷积极准备出逃护国，同时作出种种假象迷惑袁世凯。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浪荡之徒，打麻将、吃花酒、逛妓院，与云吉班的名妓小凤仙整日厮混。蔡锷家在棉花胡同，妻子母亲都在身边，对他逃出北京十分不利。他有意利用和小凤仙的关系，制造家庭不和的舆论，甚至请袁世凯的亲信为自己找房子，声称要“金屋藏娇”。同时，他还经常公开和妻子吵架，妻子趁势带着母亲回了湖南。袁世凯得知情况，觉得蔡锷堕落成性，昏然无能，实在不足为虑，戏称他为“风流将军”。当时机基本成熟后，蔡锷就在袁宣布接受帝位前神奇的在北京消失了。
也就是这个“风流将军”，在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后，首先宣布云南独立，并组成护国军讨袁。3个多月后，袁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又3个月后，袁在万民唾骂中郁郁而终。讨袁成功后，蔡锷却因积劳成疾，于年底去世，年仅34岁，真是天妒英才啊！
胆识过人、有勇有谋、爱国护法、气吞山河，这位血性而又不失风雅的将军用他的金戈铁马为再造共和立下了赫赫战功。
原来，野花之所以格外灿烂，是因为底下曾流过无尽的鲜血；原来，松柏之所以格外挺拔，是因为烈士的忠魂在荫庇在催生。蔡公生前在山脚的那所千年书院求过学，如今死后葬于名山之中、学院之邻，也算是人生最后的安慰吧。
黄兴的墓穴离蔡锷的并不远，但排场比蔡锷的还要大，蔡锷是一位血性的司令，而黄兴却是与孙中山齐名的领袖，人称“孙黄”。
黄兴文武全才，既有彪炳一代的功勋，又有斐然成章的文采。他在一首《咏鹰》的诗中写道：“独立雄无敌，长空万里风。可怜此豪杰，岂肯困樊笼? 一去渡沧海，高扬摩碧穹。 秋深霜气肃，木落万山空。”黄兴就是那一只独立无敌、搏击长空的雄鹰，坚定先进理念，坚持革命活动，用43岁的人生谱写伟大的华章。
领袖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当别人失去方向或信心动摇的时候他坚定不移；当别人不敢去做或无力再做的时候他坚定不移。他想了别人想不到的，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他的存在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证明。
黄兴一生的功绩不计其数，但能表现其独特禀赋的有三件事。
同盟会成立后，在对国旗图式的问题上，黄兴与孙中山意见严重分歧。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时代的青天白日旗，并表示该旗乃陆皓东所制，许多烈士为它流血，不可扬弃。但黄兴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的国旗相近，主张用井字旗式，以标榜中国井田制度的社会意义。可孙中山嫌它不好看，又有复古思想。在彼此争议，相持不下时，黄兴秉革命团体团结之义，毅然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在写给胡汉民的一封信中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指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
当时黄兴与孙中山的名气和势力已都不相上下，甚至比孙中山的势力更强，黄兴即使拂袖而去孙中山也不好说什么。黄兴虽说是淡淡的“勉强”同意，但已是表达了对孙中山领导地位的最大认可。普通人放弃一个理念或许不是很大难事，但要一个领袖放弃一种理念，却可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在日后多次的“倒孙”运动中，黄兴的历史性意义就体现了出来。看似只是顾全大局的举措，实际上却是在为以后的革命之路铺陈。“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何等胸怀，何等气魄。
此事过后不久，章太炎就掀起了倒孙风潮，对孙中山擅做主张分配经费十分不满，煽动部分在东京的同盟会员攻击孙，迫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当黄兴知道此事时，立刻复函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
如果黄兴只是一个追名夺利的政客，如果黄兴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领导人，那么他完全有机会名正言顺的代替孙中山的位置。但如果这样，他就不是黄兴：他看重的是党的团结而非个人名位；他看重的是革命进程而非个人得失；他看得比周围的人更远、更透、更深。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并接受遵约履行手续的王统等人为新党首批党员。但黄兴反对立约按指印，并在策略上与孙存在分歧，因此拒绝入党。
在很多事情上，黄兴都为顾全大局而服从孙中山的领导，但此次加入中国革命党却是一个例外，黄兴并没有妥协。孙中山在组织上采取个人绝对服从主义，军事上实行脱离人民的冒险主义，涉及到这种根本原则性的问题，黄兴没有退步。今天，我们必须承认：黄兴的坚持至少在理念上要比孙中山的更好。他并非盲目的追从，也不是无原则的退让，这种坚持是他一向的人格和血性的体现。
黄公的墓碑下宽上窄，像一把利剑直插云霄、划破长空。领袖人物的墓碑很多都是四平八稳，磅礴大气，但这把“利剑”却能很好的表现黄公的人格和血性，他的一生也都在这种永不停止的搏击中。
如此笔墨隆重的介绍两位英雄人物，是因为觉得他们身上流淌着另一种高贵的气质――血性。流淌在蔡锷与黄兴身上的血性，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格理念大相异趣的性格。我们在传统的儒家文化沉浸久了，摸梭久了，就变得只知道“仁爱”，却逐渐的远离了血性。但是只知道一味的谦让仁爱，是否会导致软弱甚至无能呢？农民是狡诘的，商人是奸诈的，文人是软弱的，那么血性哪里去了呢？或许只有这种血性才能唤起我们心底的那一份主体性意识，那一种坚强的理念，那一套外柔内刚的信条。中国文化也只有这种仁爱和血性的结合才是完整的，一软一硬，软硬结合，岳麓书院提供了前者，而岳麓山提供了后者，并且在这里完成了和谐的统一。不要一谈到血性就想到了暴力，想到了战争，想到了大乱，血性只不过是把我们的脊梁骨撑直，使我们能够更加堂堂正正做人。我们并不缺乏仁爱，但我们需要这种新鲜血液的注入，需要这种张力的冲击。
蔡公与黄公的墓碑都是利剑般的设计，我不知道这是有意还是无意，但给人一看就有一种血脉喷张、热血沸腾的感觉。即使掩映在青山绿水间，也丝毫没有减少他们的威力，这是战斗者的状态。
如果说蔡公墓和黄公墓给岳麓山带来了血性，体现了刚硬；那么位于山脚的岳麓书院则给岳麓山带来了包容，体现了仁爱；一武一文，健全的文化理念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这所世界上最古老的千年学府，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了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关注。“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分明是皇家的口吻，但它又确确实实的存在于这座千年庭院中，使人不得不服气。单单清末政坛，就有思想家魏源、贺长龄、严如煜；军事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戊戌变法的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还有理财家陶澍、革命家陈天华、教育家杨济昌······甚至毛泽东，也两次在这里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岳麓书院为千年来的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为千年来的国家输送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才；实乃功不可没啊！
而我更为关注的是这所大学兼容并包的思想和海纳百川的气魄。孔子虽然赞同“和而不同”，但终究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蔡元培的“自由思想、兼容并包”也并非北京大学的首创；这所千年学府从它诞生的时候就开始以它的不同思想撞击在吸引人们的注意。
在岳麓书院的大讲堂中，摆放着两把厚重的交椅，八百多年前，这里举行过两把交椅的峰会，进行过一场思想的盛宴。1167年8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的朝岳麓山走来。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拭一起进行了中国文化史上极为著名的“朱张会讲”。他们就用这种探讨和论辩的方式进行观点的碰撞，用高超的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探讨人性的秘密，有时甚至连续三天三夜论战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这次学术的交流不仅使两人交游亲密、学术大进；而且开启了不同流派高谈阔论、各执己见的先河。“朱张会讲”留下了好的历史传统，使容易上纲上线的论战变成了学术的常态。岳麓书院千年发展也在昭示：它并不仅仅依靠自身的讲学传递知识，它更愿意在交锋中参悟确立正确的思想。正是有了源源不断的外来思想的融入贯通，从这座书院走出去的人才能以海纳百川之气势完成自己的文化人格，湖湘学派也才能真正得以传承发扬壮大。
也正是“朱张会讲”留下了巨大的历史魅力，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奇才王阳明也踏进了岳麓书院；王阳明去世一百多年后，又有一位杰出天才王夫之也踏进了岳麓书院······两把交椅的温度从来就没有消退，而且在有条不紊的传承当中。
岳麓书院用一千年的时间给现代学人铸造了一座丰碑，同时它还用一千年的积累延续着教学。岳麓书院在世纪之交的夏天举办了一台“千年论坛”：季羡林、金庸、吴冠中、黄永玉、杜维明、余秋雨、、张朝阳、樊纲、张五常等名家宿儒开坛布道，听众挤满了庭院墙头角落，雨水冲不散学人高涨的热情，几乎再现了当年“朱张会讲”的灿烂。岳麓书院，用千年的韧劲弘扬了文化，延续了精神，传承了历史。
岳麓山有一所千年庭院是幸福的，湖南大学有一所千年学府是幸福的，历史离我们那么远，但历史又离我们那么近，它就在这里扩张与收缩、散开和集中。
我羡慕湖大的学生，在这样一种安详宁静的气氛中，在书香与花香共飘的日子里，在书声与鸟鸣齐鸣的环境中，怎能不孕育我们的激情，怎能不激发我们的想象，怎能不让我们痴迷陶醉。
谢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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