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的困境与出路

深圳华为7000人辞职事件余波未平，资方的做法却正被广泛效仿。日前，惠州汇利日用品公司和广州环球帽制品公司接连爆出类似案例，千余员工被迫中止原有的劳动合约。似曾相识的是，新合同都将以往工龄清零计算，甚至变更用工性质，不惮以临时工等名义推卸企业责任。更为恶劣的是，该新合同是单方面强制推行的，员工一旦拒绝则面临被辞退的危险。事件经报道以后，广州市劳动局、萝岗区劳动局等部门赶赴环球帽制品有限公司，责令该公司恢复被迫签订新劳务合同的207名员工的原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在实施前面临的尴尬是有目共睹的：华为尚作出了丰厚补偿和签订了劳资协议，而这两家公司则不准备付出任何额外代价。目前被曝光的都是大公司和辞工人数较多的公司，那些没有被曝光的公司和员工又有多少呢？恐怕不是小数目，而且可能形成示范效应。

《劳动合同法》的尴尬在于：它的理念与做法显然是符合历史潮流和国际趋势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又规定过于苛刻，与本土实践相背离，或者说超越了现实境况。所以，企业为了维持自身的发展，赢得更多的利润，对它的规避就必然成为趋势。

随着《劳动合同法》施行的日益逼近，劳方与资方的矛盾势必日趋激烈，那么解决的出路在哪里呢？是强硬的实施，还是软弱的退让，或是有限度的妥协呢？

法律超越现实，并非今天才有，共产党在边区的时候就已经面临这个问题了，那么它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边区高等法院在《高等法院对于赤水县询问买卖婚姻价值款应否没收问题的意见》中认为：制度的改善，是要随一般的教育文化生活的提高，方能得到实际的效果，如果文盲生活，尚未达到某一阶段，而骤然绳以严峻的法律，就会发生以下的事态：（1）公布的法律与隐蔽的事实，有完全处于相反的趋势，结果，不合法的事实，并不能减少，而法律徒成为扰民之具。如果法律对现实超越过多，不但无法起到引导守法作用，反而可能引发大量规避法律的行为。如果这个大的矛盾无法解决，即使你解决了一宗、两宗，那么问题照样以其它形式翻新出现。后来，共产党在司法实践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出路：这就是法律调解。一方面，调解是一种实践的操作，可以在实践中背离法律的某些规定，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法律政策或整个政治意识形态。因此，鼓励调解使法律实践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状况，但是，并不由此构成对共产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破坏。另一方面，在调解的过程中，法律又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治理当中，它不仅在解决法律问题而且同时在解决社会问题。法律正是通过调解的渠道参与到对社会的总体性的治理实践中，从而改变着整个社会，使现实生活逐步符合现代法的规范和要求。

《劳动合同法》如果严格实施，强制执行，可能会导致部分企业的倒闭乃至破产，作为国际大企业的华为尚且有此担心，更不用提那些中小企业了。如果在强势的资方面前退步，那么劳工的权利、法律的权威、政府的形象都将受到严重的损害，显然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调解也可能成为目前《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最好的解决方式。既能保持整部法律的完整性和前沿性，又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既能有效的引导企业走向规范的用工环境，又能避免企业走向倒闭和破产；使得《劳动合同法》在软性引导和约束中逐步实现全面的规范和要求。

任何一种非此即彼的解决方案仅仅具有形式逻辑上的有效性，现实生活的发展往往遵守的是辩证法或者实践理性。《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劳动市场的规范，我们要尽量避免单一化的问题解决模式，而在实践中达到一种利益平衡。

                            谢锐勤

                              07、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