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博弈与调解艺术
如果我们不是从法律的逻辑来看待事件的逻辑，而是从事件的逻辑来看待法律的逻辑，我们就会发现：在调解的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包括法官）都在极力的调动自己的资源进行策略应对，在角色的演变和冲突中进行权力博弈。
朋友林法官曾经调解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受害方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曾经参过军，性格泼辣而倔犟，同来的两个女儿也是此种性格。肇事方是一个小公司的负责人，温和也怕事，同来的老婆却泼辣而傲慢。“案件”还没有开始调解，双方就已经吵起来了，并且愈演愈烈。双方不但互不给面子，甚至几乎有肢体语言，好在被林法官劝开。原告的损失按法律计算就大概五千元，但原告的要求是至少要两万元；而被告在原告的步步逼迫下也愿意赔偿一万元；双方就此僵持了（为了叙事的方便，把受伤者称为原告，把肇事者称为被告）。原告的女儿恐吓被告：如果不赔到两万元，她就把母亲放在对方公司门口，不再理睬；而被告的老婆也放出话：最多就给到一万元，如果不想拿就等法院开庭判决。双方继续争吵，林法官通过背对背对双方进行劝说，不过还是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就让双方去正式立案并等法院开庭判决。但是过了几天之后，双方又主动来到了法庭，私下已就一万五元的赔偿款达成了协议，林法官也就当场出调解书了结了这宗案件。
案件是还没有正式立案的，只不过之前被告方也有案件在法院，经过林法官的调解后效果不错，于是他在与原告方谈不拢的情况下就约对方一起到林法官处调解。
双方基于对林法官的信任，都一致同意由林法官帮忙计算赔偿项目与数额，林法官也基于目前的证据和标准计算出了大概五千元的赔偿数额，于是双方就这五千元的赔偿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原告作为交通事故中的受伤者，无疑是具有道德优势的，这也是她展开话语权最有利的资源之一。在乡土社会中，肇事司机或车主在撞伤人后往往话都不敢说一声，因为他们的开口或抵抗往往换来受伤者家属甚至旁观者的一顿暴打，甚至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也可能遭到一顿暴打，即使他们可能在事故认定上不是主要责任。因此，受伤成了原告最有利的道德资源，他倒不敢说林法官的人品和计算存在什么问题，但她却对被告方展开了强烈的攻击。她和两个女儿反复强调的几点是：一、出交通事故后对方不理不问分文不出，赔这么点钱太便宜了他们；二、赔偿项目的赔偿数额离实际支出的差很多，赔这么点钱她们吃亏了；三、原告作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妇人，赔这么点钱远远不够买营养品吃。可见，她们并没有从法律层面和证据层面做出反驳，而是从事实层面和道德层面进行抗争。这种对法律的“误解”或懵懂构成了她们的策略之一，她们以湖南农民对于乡土社会中人情逻辑的直觉把握，影响着谙熟现代法律运作逻辑与乡土社会中的逻辑的基层法官；甚至她们固执暴躁的性格也成为影响调解结果的因素，至少对被告是有强烈刺激的。
原告及家属不理解现代法律运作的逻辑，也似乎不想去理解，她们认为“理”直就可以气壮，她们把法庭当成了农村晒谷场，把法官当成了村干部。因此，她们咄咄逼人，甚至在被告做出稍微强烈点的语气后，还想冲上去厮打对方，而丝毫不理会这里是法庭和法官的存在。
而被告显然也认可了原告的道德优势，认可了自身的道德劣势，并且也愿意从道德的角度多赔偿五千元，这说明了原告的道德话语策略起了作用，也说明了被告的思维和视野大体上还停留在乡土社会的观念层面上。但被告毕竟又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他并非毫无抵抗，他一再强调：一、按照法律规定他只是赔偿五千元左右，现在多赔偿五千元纯属出于好心；二、原告的二万元索赔额过高，他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三、如果原告不同意一万元的赔偿款，就去等待开庭判决。他的语气一直都比较温和，态度也不错，即使反驳也是带着商量的口气。但他的老婆却态度相差很远，因为她不是肇事者，没有道德负担，所以她放出狠话：一、现在赔偿一万元，多出的五千元是一种恩惠，从而把自己置于另一种道德优势；二、如果一定要两万元，那还不如去抢银行，从而把自己至于另一种法律优势。正是被告老婆的这一个致命的优势置换，彻底摧毁了原告方的种种优势，所以当原告听到“不如去抢银行”时几乎要上前去打她。夫妻一个红脸一个黑脸确实起到了软硬兼施的作用，从原告的反应来看，双方的权力博弈是旗鼓相当。
被告的道德劣势和当地公司注定了他不可能做出过激的反应，无论是从自身的经济实力来看，还是从公司的长远发展来看，他都不大可能跟原告方血拼到底，而趋向于一种理性的、有节制的让步。从这一点看，无疑歇斯底里的原告在心理上又是具有优势的。
处于中立的林法官，似乎可以拒绝调解这样一个双方矛盾激化的案件，因为这个案件还没有正式立案，即使立案了也可以双方矛盾过大无法调解为由不处理。但林法官考虑到了以下几点：一、这个案件现在不解决，以后也要解决；如果不是他解决，也是其它同事解决；二、这个案件还没正式立案都已如此矛盾激化，开庭判决后也可能无法做到案结事了，倒不如现在寻求调解可能；三、他所在的法庭有调解任务，多一宗调解案比多一宗可能缠诉的案好，至少有一些“象征性”利润乃至实际的好处。此时，“面对面”的调解已经不大现实了，唯有利用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来“背对背”调解了。林法官先与原告单独交流，从法律层面上给她实际算计应得的五千元赔偿，先指出她的法律劣势；再从道德层面上教育她不要得理不饶人，过分的要求会把自己的道德优势转化为道德劣势。林法官又与被告单独交流，从法律层面上给他解释所有赔偿项目都是从最低标准计算，如果提高标准和补充证据可能赔偿额会提高，从而也消除了被告的法律优势；再从人情常理劝说“十赔九不足”，让他换位思考原告的种种难处，再次强化他的道德劣势。应该说林法官入情入理的说服是符合权力策略的，只不过过于倔犟的原告还是没能听从，而被告也处于犹豫之中。当林法官看出了双方的举棋不定之后，就对双方说回去正式立案再等待开庭判决，这种把矛盾打回去双方的做法也是给他们压力以促成调解的办法。
如果从调解成功的角度来看，林法官的策略还是很有作用的。他在看到双方优势与劣势的同时，懂得抓住各自的弱点进行说服，甚至以不处理把双方给他的压力又打会给双方，使得双方在听了他的细致分析后都自危，在无法完全坚持自身立场的情况妥协。
从结案的角度来看，调解所适用的法律条文是模糊的，作为专业法官的角色也是模糊的。林法官不但没有把条文挂在嘴边，而且只是把它当作调解中的一个知识资源；林法官也并非在完全贯彻法律，而是把大量的道德话语引进了调解中。在调解中，法官的地位并不超然，而是与当事人在所形成的供求关系中进行利益互动。通过回避正当程序的审判，调和法律规定与乡土社会的逻辑冲突，以特有的方式提供一种解纷的路径。
（该文于2008年12月发表在《东莞法官》2008年第6期，总第22期上，页135-137）。
谢锐勤
07、12、12